【轉貼】蔡桑

正值戰後七十週年，再度以我這篇舊文，紀念那些在板蕩時代，仍堅持點燃一絲人性光明的人。

【蔡桑】

在日本T大就讀時，偶然間，看到報紙上一則新書的宣傳廣告：「山西殘留秘史 白狼的爪跡」。著者是事件的當事人，永富先生。

「山西殘留日本軍」，是一段非常冷僻的歷史，講的是日軍戰敗後，分別被國、共兩方徵用，在中國大陸戰場(特別是山西太原保衛戰)上繼續著另一場未完的戰爭。這部分，現代歷史課本中是不太可能教的。我學企管、也學資訊，卻又偏偏對文史有著特別愛好。作為自身興趣，我在日本期間，如飢似渴地收集中日台關係的史料、書籍，這本新書，自然也成為我蒐羅的目標。

我依照報紙廣告的指定方式訂書，幾天後，一個女士打電話給我。

「您是訂購《白狼的爪跡》的侯桑嗎？」
「是的。您是？」
「我是作者的女兒。」
我驚訝了一下。一般訂書，只要銀貨兩訖即可，除非有甚麼問題，對方不太可能直接連絡讀者。
「失敬，請問永富小姐有甚麼貴幹嗎？」
「侯桑住的地方離我們家很近，我打算親自把書送到府上。不知何時方便？」
我想，作者永富先生絕非為了省運費，勞駕他的千金一家一家把書送上府。他必然有著「想讓殘留日軍歷史廣為世人所知」的衝動，所以用行動讓讀者感受自己的熱忱。
我和永富小姐約好了時間。當天，永富小姐開著車到我住處，把書親自交給我，我把書款給了永富小姐。
「侯桑，您是哪裏人？」永富小姐收下錢時，忍不住問道。
「我是台灣來的。」
永富小姐驚喜地說：「這樣呀！家父現在在車子上等著，他說，如果您是中國大陸或台灣來的年輕人，他想和您談談。如果時間允許，我把家父請來您屋裡。您看合適嗎？」
和一個見證過半世紀前歷史的日本老人，面對面地談，是我購書時始料未及的。我不知道他為何對我這個台灣青年這麼感興趣，但我還是答應了。只是住處房間太亂，我邀他們父女到附近咖啡廳坐。
永富先生當時快八十了，但精神矍鑠，思路清楚。他自1941年開始，在山西省駐軍，一直到日軍戰敗，後來被前行政院長閻錫山將軍留用，加入國軍，在太原保衛戰中又被共軍俘虜，1963年釋放回國，之後就在日本以自身經驗為戒，從事中日友好的宣傳活動。
「在中國，大家叫我們日本鬼子。沒錯，我們幹的事情，就是鬼才會幹的！」在咖啡廳中，幾乎就是在開門見山聊開後沒多久，永富先生便這樣痛切地說著。
我不是甚麼「中國人民代表」，沒有資格以「受害者」的身分，讓一個將近八十的老人這樣地剖析自己。我當下有些於心不忍，只想岔開話題，講點輕鬆的。我希望他多聊聊著書的經過。但是半世紀前那段歷史似乎在老人家心中刻下太深的烙印，他一定要對我這個台灣來的青年好好交心一番。
「你是台灣來的，所以我才想和你談這一段。我在戰時認識一個台灣人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姓蔡，蔡桑。他是做通譯(口譯)的。」
做通譯的台灣同鄉「蔡桑」？關於台灣通譯在中日戰爭期間所扮演的角色，日軍當年一直把這部分視為軍事機密，至今仍諱莫如深。除了一些片段的回憶錄，我們找不到具體人數、也不知道他們的活動實態。
永富先生繼續說，他當時還是個學生，是被軍國主義洗腦的學生，在日軍攻下南京之後，他曾經以見習學生的身分，到過南京、上海等地「慰勞日本皇軍」，就是在南京，遇到了「蔡桑」。
蔡桑在中國留學過，後來回到台灣，正逢中日戰爭爆發，他因為精通中日兩國語言，被臨時徵召，跟隨部隊也到了南京。
蔡先生和永富先生兩人的相遇，是因為以下的事件。
在南京金陵大學臨時難民收容所，一個日本軍官不知從哪裏的難民群中搜索出來大約三百多人。日軍懷疑這三百多人中潛伏著國軍的散兵遊勇。日本軍官帶著通譯蔡桑，面對著三百多個難民，這樣說著：
「我々は大日本帝国天皇の皇軍である。我々が南京に入城したからには安心するがよい。みんなが安居楽業できるよう、日本軍は総力をあげて協力を約束する。」
日本軍官說完後，使眼色要蔡先生翻譯。
蔡先生戰戰兢兢地翻譯著：
「各位，我們是大日帝國的皇軍。我們既然進了南京，大家就儘管放心。我們皇軍會盡全力保障各位的安居樂業。」
然後，就是日本軍官說一段，蔡先生翻一段，大意是說：只要大家是良民，皇軍就會發給良民證，領了良民證的人，將會在皇軍的保護下，自由地過日子。
根據永富先生的說法，蔡先生是在北平留學，國語說得很好，再加上態度親切，日本軍官的一番話，經蔡先生翻譯說明之後，三百多名難民，從原來的慌亂騷動，變得沉靜安穩，甚至還不時傳來嘻笑。
刺刀環伺監視下，居然因為一個翻譯，出現了異樣的祥和氣氛。
接著，重要的部分來了。
日本軍官眼神銳利地環視著在場的三百人，繼續說：「この中には蒋介石の兵士もいるだろう。蒋介石は君たちに給料も支払わなかったと聞いているが、我々は未払い分の給料を蒋介石に代わって支払うし、職のない人には就職も世話をする。元蒋介石の兵士で給料と職を希望する者は右にでなさい。」
這一段，蔡桑頓了一下。他似乎已經察覺這段話翻出來，可能造成的後果。他停頓了半晌，天人交戰一番後，決定照翻下去。用一樣和藹的口吻，他說著：「各位當中，有蔣介石部隊的人吧？我們聽說蔣介石很久沒發餉了。我們會把欠餉發給各位。沒工作的，我們也會代為找工作。原屬蔣介石部隊的，如果想領餉，請站到右邊來。」
這三百多個難民，把這位為日軍工作、唯一能講中文的台灣人，視作僅有的依靠。聽完了蔡桑的翻譯，三百多雙無助的眼神，全投向蔡先生一個。
蔡桑微微點了頭，意思幾乎就是在叫大家「安心」。這遠比日軍的威嚇還有用。二十多個人，從隊伍中站了出來。
接下來發生的事情，是永富先生隨行之下目擊的。這二十多個年輕國軍士兵，被送上了卡車，從北中山路開往下關。途中，日軍突然拿起了鐵棒，往這二十多個早已是手無寸鐵的國軍士兵頭上捶打。這二十多個人發現被騙，已經來不及了，二十多人被打得全無招架之力。最後，統統在長江岸邊被日軍用軍刀斬首。
「蔡桑沒去。事後是我告訴他的。他聽了，臉色大變，一直吐。」永富先生說著，嘆口氣道：「蔡桑真是個斯文人，不該來戰場這種地方的。」
蔡先生是內疚。二十多個國軍士兵，本來說不定可以逃過一劫；或者就算非死不可，也不一定要死得這麼不明不白。蔡桑忠於職守，卻成了劊子手的幫兇。
我不知道當時的蔡先生有沒有別的選擇。他可不可以選擇不做翻譯了？但要是沒他的翻譯，可能死的就不是二十多人，而是三百多人不分青紅皂白一併送死。
「橫豎怎麼做，都是造孽呀！」我心裡默念著。同樣來自台灣，同樣能說中、日語，我不禁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在半世紀前的這個同鄉身上，思考著換成自己，又會怎麼辦。可惜，我找不到更好的答案。
永富先生繼續說，那天晚上，他和蔡桑在同一個房間睡。蔡桑話不多，似乎對於白天自己做的事情很自責，他背對著永富先生睡，沒多久，被窩傳來啜泣聲。
一名日本軍官進來，聽到了蔡桑在哭，把他叫了起來，要問清楚緣由。
「對不起，我沒想到這二十多人最終會被送去受死。第一次知道有這麼多人因我而死，心理有些衝擊。」蔡桑拭去了淚水，道出了他躲在被窩啜泣的原因。
接著，就聽到啪的一聲，日本軍官狠狠地打了蔡桑一耳光。
「八格野鹿！你這個清國奴！你同情這些支那兵，就滾回你的支那去，皇軍留不下你！」
日軍部隊決定不留蔡桑，但一時還沒法找到替代的人，所以只有讓蔡桑繼續權充翻譯，直到下一個通譯官找到為止。只是日軍已經無法完全信任這個慈悲的台灣人。暫時的做法：儘量讓蔡桑不去接觸難民，翻譯只限於文稿，口譯能省則省。
「也好，不然以他的個性，要是繼續目睹這麼多人死在自己手裡的事實，恐怕只有崩潰。」我說著，打心裡為這個同鄉前輩鬆了口氣。
「但是，他後來還是被槍斃了。」永富先生搖著頭說。
「為什麼？」我驚訝地追問原因。
永富先生說，有一處集中營裡關了兩百多個國軍俘虜，預計第二天全部屠殺。蔡桑居然天真地想跑去接洽美國紅十字會的人員，希望能借助美國的力量阻止一場殺戮，只是才一有舉動，就被日本憲兵發現，蔡桑被抓來狠狠毒打了一頓，然後槍斃。
「死在他鄉異地，連收屍的人都沒有。真是可憐。」永富先生惋惜地說著。
我們聊了將近一個小時，永富先生以過來人的身分，帶著我重新經歷了那場人類史上黑暗慘酷的片段。
我想，為那些送去屠宰場的二十多名國軍士兵，蔡桑始終覺得良心不安，一直想找機會彌補。二十多個人送命了，他不想再見到二百多人也賠上性命。他盡力了，代價是他的一條命。
就在我與永富先生談話後的十年，2005年，永富先生也過世，他親筆簽名的書，至今我仍保存完好。時不時地仍會翻開來，回想一下永富先生說過的話，也會回想起蔡桑。南京大屠殺是一場人性醜惡面與光明面的爭鬥，台灣人沒缺席。有了蔡桑，我知道有一個台灣人在這場殺戮當中，選擇了光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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