許多朋友一談到抗戰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大陸要「正視抗戰史實」、「承認國府在抗戰的貢獻」，每次聽到這些話我就想笑，10年前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的大會上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已直接指出「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組織了一系列大仗，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、忻口、徐州、武漢等戰役，給日軍以沉重打擊」，承認了國軍在正面戰場的貢獻，但我們呢？我們願意肯定共軍在敵後戰場的犧牲與奉獻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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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70年了，我們願意肯定共軍在敵後戰場的犧牲與奉獻嗎？ |
一聽到共軍，一堆人就破口大罵，說共軍狡詐、欺騙，「游而不擊」、「打國軍不打日軍」等各種謾罵琳瑯滿目，每當聽到此類言論，我心裡就有疑問，孫子兵法開宗明義的一句話，不是「兵者，詭道也」嗎？既然是「詭道」，那用計使詐不正合情合理嗎？怎麼會使計使詐使輸了人，然後批評別人出老千呢？
共產黨游擊戰略指導正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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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「七二一方針」的出處，國民黨反共文宣 |
反共論者最愛提的是「七二一方針」，說中共指導部隊在抗戰的過程中要「七分發展，二分應付，一分抗日」，這也成了國民黨指責共產黨不抗日的「鐵證」。但就當前的史料而言，找不到任何資料可以佐證該說法的真實性，再要問的是這樣的方針有錯嗎？我當兵時，有一次教官說「一旦解放軍登陸，我們的任務就是上山打游擊」，當時我心中浮現的第一個問題是「台灣能打游擊嗎？莫那魯道不是殷鑒不遠嗎？」就這樣，興起了我研究游擊戰的興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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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現代特種作戰的濫觴，正是共軍的游擊戰術 |
在研究的過程中，當我看到「七二一方針」時，回想過去在部隊如何學習設立隱伏基地，輔導長還要去與當地住民「建立良好關係」，作戰指導說要避實擊虛減少與敵正面衝突的機會…等等，這些作為不正是「七二一方針」的指導原則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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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游擊戰不是正規戰，因此不該拿正面戰場的思維來看待敵後戰場 |
游擊戰不是正規戰，因此不該拿正面戰場的思維來看待敵後戰場，敵後戰場倘若不先發展群眾，不先建立地方組織，根本沒有打游擊的可能。因此，發展是重中之重，國民黨的反共宣傳用正面戰場的作為模式，批評共軍的敵後戰場，不是一個持平、令人信服的論點。
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遭破壞
敵後戰場初期是國府的天下，為何在抗戰的過程中豬羊變色，勝利後變成了共產黨的廣大根據地？國民黨總說是共產黨藉抗戰來發展，上文說明了發展本身並沒有錯，那國民黨為何發展失敗？怎不見國民黨反躬自省？總不能一句「共軍狡詐」就杜悠悠之口吧！國民黨之所以在敵後發展失敗，最大的問題當然還是國民黨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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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國民黨為何失敗？怎不見國民黨反躬自省？總不能一句「共軍狡詐」就杜悠悠之口吧！ |
1937年7月22日中共發表《共赴國難宣言》，隨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出陝作戰，緊接著國民黨的歷史敘事就跳到1941年的新四軍事件，中間國共雙方為何彼此鬥爭的原因卻沒有說明，反共宣傳中只說共軍「游而不擊」、「打國軍不打日軍」，卻從不說自己如何「摩擦頻頻」、「動作不斷」。
以魯蘇戰區為例，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在萊陽成立魯東行轅，分別由盧斌（中統）與厲文禮（軍統）任主任與副主任之職（厲同時兼任山東省第8專區專員兼保安司令），盧與厲屬國民黨內的不同派系，本就不易合作，而盧斌又支持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，將原屬於厲的第8專員區的掖縣劃歸給共軍駐守。厲文禮氣憤不已，居然教唆部下胡鼎三與萊陽縣長王海如，在1939年5月間偷襲魯東行轅，擄走盧斌等十餘人，至萊陽縣城西北方，用亂石擊破腦袋殺害。此即為當時震驚社會的「魯東行轅事件」。只要親共，連自己人都殺，那對於共軍自然更不能放過，同樣是1939年的3月間，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，路經國民黨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所屬王尚志部占據的太河鎮地區，遭到王尚志部的殘殺，同樣成為轟動一時的「太河慘案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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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3年青島市代市長的李先良（中）與青島保安總隊長高芳先將軍（左一）、嶗山道長（左二）、
山東保安第一旅旅長隋永諝將軍（右二）和團長隋子玉（右一）在青島嶗山 |
這兩起事件都早於新四軍事件，可見國民黨摩擦在先，共產黨反擊在後，並非不是事實。或許有人會說，這都是共產黨的抹黑與污衊，殊不知這些歷史清清楚楚地記載在國民黨人自己的史料裡，代盧斌繼任魯東行署（事件後行轅改編為行署）的李先良在回憶錄裡清楚提及，事件受害者中還包括沈鴻烈的姪子，但沈為了顧全大局僅將厲文禮撤去專員一職而已，對厲等人的囂張行徑莫可奈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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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紀念集編輯者在反共思維下，留下了國民黨破壞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的鐵證 |
對於「太河慘案」的記載則更清楚，由於秦啟榮後來遭到共軍擊斃，為紀念其殉國所設立的「秦烈士啟榮紀念基金會」，對於其功績大書特書，其中便清楚記載了太河慘案的經過，還提到被攻擊方在遭到攻擊當下表明「我八路三支也」，沒想到秦部居然不但不停火還「益痛擊之」。紀念集編輯者編篡當時已在台灣，在反共思維下，自不覺得當時殺八路軍何錯之有，也正因如此，留下了國民黨破壞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的鐵證。
國民黨在敵後自毀長城
發生多次摩擦事件後，中共以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」的原則，對國民黨的反共摩擦進行了反擊，也才引發了後續更大規模的新四軍事件，倘若不是國民黨在華北的勢力不足，難保不會另外發生一起八路軍事件。只是，國民黨搞摩擦的結果，並未獲得任何長遠的利益，國府游擊隊依然越打越小，共軍則越打越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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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黨找了共產黨來指導國軍打游擊戰，但軍隊軍閥本質不變，因此無法在敵後起到任何作用
圖為南嶽幹訓班教官，左起吳奚如、葉劍英、李崇、李濤、邊章伍、薛子正 |
這是因為國府的游擊隊主要任務是防止日軍與共軍進入地盤，因此彼此間的聯繫與合作不多。國府又派非黃埔嫡系的雜牌軍到敵後戰場，例如：東北軍到魯蘇戰區、西北軍到冀察戰區、楊虎城的部隊被派往中條山，這些正規軍一來對於國府派他們到敵後好消耗他們心有不滿，二來不懂何謂游擊戰，在敵後還是用正規軍的作戰方式，因此，日軍掃蕩老掃到國軍，國軍自然越打越弱，支持不住者便降敵成為偽軍（前述之厲文禮即投敵任偽魯東和平建國軍司令），那共軍對偽軍就更無客氣的道理，國府抨擊共軍「打國軍不打日軍」，卻不敢說這些國軍許多都同時有偽軍番號，是一群「曲線救國」的「國軍」。
應承認共軍對抗戰的貢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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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1940年9月，八路軍幹部向日偽俘虜講解寬大政策 |
國民黨自己不敢面對歷史，卻成天要對岸面對歷史，打開敵後戰場的斑斑史料，共軍扛起了抗日的責任，激起了占領區人民的民族意識，組織了民眾打擊日軍補給線，將日軍壓縮於點線之間，使日軍無法抽調更多兵力到正面戰場，減輕了國軍正面戰場的壓力，這些貢獻是必須肯定的。在整個抗戰的過程中，國共雙方都有人犧牲，抗戰不單只是哪個黨的功勞，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勝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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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承擔了正面戰場的重任，共軍則是敵後的中流砥柱；
抗戰不屬於個別政黨，而是全體中華民族的偉大勝利！ |
抗戰勝利已經70年了，國民黨在台灣媚俗於「去中國化」，因輿論壓力所迫，馬政府才舉辦了一些活動聊表紀念。而國民黨長期以來為了爭抗戰的主導權，製造出來的反共土壤，反倒滋養了台獨，使兩岸中國人無法團結。當我們要求對岸承認國軍在正面戰場上的努力的同時，我們也該承認共軍是敵後戰場的中流砥柱，國共都為抗戰盡了力。如此，才能共同面對歷史，進一步和解的可能，也才能攜手共創中華民族的復興。
文章來源：
《觀察》雜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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