綜觀網路上有關SARS事件的資訊，大多都在檢討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，以及臨危授命進入被封的和平醫院的葉金川如何如何，除此之外SARS發生當時的其他面相無人討論。好在尹章義教授與曾惠明教授透過歐巴尼基金會（歐巴尼醫師，Carlo Urbani，為世界衛生組織派駐越南河內的醫師，是他正式將此病命名為—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「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」，簡稱SARS），所出版的《回首SARS》（SARS當事人的回憶證詞）與《走過SRAS》（抗SARS總指揮李明亮的回憶錄），寫了〈SARS的台灣經驗（2003~2008）—政治支配醫療專業隱匿病例隱瞞疫情造成浩劫〉一文，帶我們走進台灣SARS爆發的真實現場。
從SARS事件的時間點來看，疫情的爆發可說從2003年2月10日，大陸向WHO通報了「非典型肺炎」的病例開始，3月21日確定致病原為「冠狀病毒」，26日德國研發出SARS的快篩檢測方式，4月21日加拿大首先解出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，但這同一時間台灣在做什麼呢？
不承認台灣有SARS病例
此時的台灣總統陳水扁、行政院長游錫堃與衛生署長涂醒哲，正高調的宣揚台灣「三零記錄」（零社區感染、零死亡、零輸出），這個「三零神話」影響了基層醫護人員。因此，當疾管局副局長許國雄通知勤姓台商為台灣首例SARS病例時（3月13日），台大醫師的反應是「咁有可能？」而WHO將SARS案例僅分為「疑似」和「可能」兩類個案，台灣衛生署卻自行增設了「疑似病患」、「通報個案」、「待審個案」、「未決個案」、「指標個案」甚至還有「封存個案」，如此混亂的診斷標準，連李明亮都覺得一團混亂。
李明亮在《走過SRAS》的自序中說「疾管局局長陳再晉...很堅持己見，不輕易相信其他專家的診斷」。這樣的態度，使得案例149號即使經過和平、新光兩醫院先後採樣，送衛生署昆陽實驗室檢測都是陽性，4月13日第三次檢測仍是陽性，在15號的審查會上，陳再晉仍堅持列為未決案例。當時台大感染科主任張上淳回憶，「在編號149之前的個案，似乎都排除了染煞可能」。5月19日蘇益仁替換了陳再晉接任疾管局局長，他在回憶中說「衛生署不停地宣揚三零，結果影響了專家委員會的判斷，傾向不承認有本土SARS個案，明明可以妥善控制住疫情，卻因為怕宣傳破功，而輕忽懈怠，讓人感到遺憾。」當時和平醫院的急診部主任張裕泰也說，「我們的確沈醉在政府宣布的三零記錄中，是否因此而延遲通報就不知道了」。
扁政府藉疫情打政治戰
扁政府在世界各國努力破解傳染形式和途徑之時，還藉機大打政治宣傳戰。說非典型肺炎是「中國肺炎」、「廣東肺炎」，是「大陸放出來的生物武器」，甚至說「SARS是性傳染病」，衛生署還製作「匪諜比SARS多」的廣告，衛生署副署長李龍騰還在高雄防疫會議上說「要讓SARS不進來的方法就是台灣獨立，台灣和中國不往來」。在政治掛帥的氛圍下，衛生署更越俎代庖帶外交部與大陸打外交戰，要求各國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。SARS疫情使得游錫堃內閣躲過倒閣危機，他事後沾沾自喜的說「2002年度日如年」，「反而是第二年，朝野對抗SARS，不敢亂來」，還編列了500億預算任他揮霍。
就這樣台灣SARS疫情，因為隱匿病例、隱瞞疫情，政治領導專業，使得SARS在台灣爆炸性的發生，中研院生醫所研究員何美香說「台灣的SARS病患死亡率是世界最高的」，2003年5月底，內政部統計疫情，疑似SARS病人火化者331人，但衛生署通報給WHO的人數僅81人，積存在衛生署待審的通報病例多達300餘件，居然被「封存」不審。李明亮妻子廖雅慧的一番話，可為我們將SARS事件作下最好的總結，她說「有些人隱匿疫情，導致誤己、害人、殃國，其實誠信問題也是這次疫情蔓延的最大病源」。
追思臺灣抗煞烈士
陳靜秋 台北和平醫院護理長
陳呂麗玉 台北和平醫院清潔環保員
胡貴芳 台北仁濟醫院護士
林佳鈴 台北和平醫院護士
郭國展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延平分隊救護隊員
林重威 台北和平醫院醫生
林永祥 高雄長庚醫院內科醫生
鄭雪慧 台北和平醫院護理部副主任
楊淑媜 台北和平醫院護理書記
蔡巧妙 台北和平醫院醫檢師
簡惠珍 台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長
相關新聞延伸閱讀：
〈胡塗高官 胡說八道〉
http://www.appledaily.com.tw/appledaily/article/international/20030509/38234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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